摘要：2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div>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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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歷史與個人

　　降日與抗日，皆在一念之間。只會唱《大刀進行曲》，還不能明白那段歷史。毛澤東被蔣介石通緝，又被張國燾通緝。連陳昌浩都發(fā)生動搖，鐵錘還能成其為鐵錘么？秘密談判破裂，蔣介石要“圍剿”到底。但歷史的決心從來不屬于個人。

第一節(jié) 躊躇分水嶺（五）

　　鄧回答說：考慮到內蒙古遠離中心和那里缺乏糧食，南京政府可以給紅軍其他地區(qū)作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區(qū)。他還說，這使中共有可能建立“國際聯系”。鄧文儀特別提出，在中日戰(zhàn)爭情況下，日本將會封鎖中國海岸，那時，中國將不能從歐洲和美國買到武器和彈藥，主要來源將是蘇聯，所以我們想經過西北從蘇聯方面得到武器和彈藥。

　　王明根本不了解國內的詳細情況，他最后只有向鄧文儀建議同在國內的中共和紅軍領導建立直接聯系，談判抗日和停戰(zhàn)的具體條件。

　　1936年1月23日，王明專就此事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去蘇區(qū)。并讓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長身份致函蔣介石，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紅軍總司令朱德，保證鄧文儀進入蘇區(qū)談判時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就在王明寫信前一天，1月22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又與蔣介石進行了一次認真深入的會談。蔣介石因急于獲得蘇聯軍事裝備的援助，加強與日本的談判地位，改善中蘇關系，這次談判的態(tài)度特別好，在會談中未提任何使蘇聯為難的要求。關于援助的規(guī)模，蔣介石表示一切由蘇聯政府決定。談到與中共組成聯合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時，蔣未再提及《孫越宣言》，要求只要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司令部的權威，保持現有編制，參加抗日，在此基礎上他可以同中共談判。

　　蔣介石為保障華北不再分裂，要打蘇聯牌嚇唬日本；蘇聯為保障其東部安全，也需要打蔣介石這張牌牽制日本。雙方各有所需，也各有自身的打算。

　　這些情況，在陜北將開始組織東征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

　　蘇、蔣各自盤算之際，1936年2月26日，日本陸軍第一師團香田清貞大尉和幾名同伙尉官安藤輝三、村中孝次、栗原安秀等皇道派軍人，率領該師團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在東京發(fā)動叛亂，襲擊內閣首腦官邸或私宅，殺死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內務大臣齋虅實、陸軍教育總監(jiān)渡邊金太郎等元老重臣，占領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警視廳及附近地區(qū)，企圖通過陸軍大臣實行所謂“國家改造”，建立軍人獨裁政權。

　　這次政變是昭和軍閥集團內部皇道派權勢發(fā)展的頂峰。這些主張軍部獨裁的少壯軍人已經嗜殺成性，解決內部矛盾也往往訴諸軍刀，還要天皇承認他們是“義軍”。他們發(fā)表聲明說：“所謂元老、重臣、軍閥、官僚、政黨等，乃破壞國體之元兇”；“斬除君側之奸臣軍賊，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務”；對軍部、獨裁、法西斯這些概念，他們也毫不陌生：“如果認為只有軍官才希望維新，這就將陷入軍部的獨裁”；“只由軍官來干時，那正是‘法西斯’。同下級軍官和士兵一起干，就能代表全體國民的聲音”。

　　干著法西斯卻宣稱反對法西斯，走向獨裁卻宣稱為避免獨裁，這是近代日本的荒誕。

　　這些政變軍官從1931年關東軍發(fā)動的“九一八”事變吸取了豐富營養(yǎng)：“在當時朝廷的討論中，就是否應該允許這種行動的問題雖未能輕易地作出決定，但此獨斷行動幸得大元帥陛下之嘉納，使我之武威大大伸展于滿蒙之原野，而奠定滿洲國獨立之基礎”。當年關東軍的獨斷行動，成為“二二六”政變軍人行動的實踐基礎。

　　但頗富戲劇性的是，當年在關東軍行動最不受拘束最堅決果斷的石原莞爾，要求鎮(zhèn)壓“二二六”政變軍人的態(tài)度卻最強硬。

　　永田鐵山死后，石原已經成為昭和軍閥集團中的另一派別——統(tǒng)制派的中堅。

　　29日，叛亂平定，岡田內閣辭職。

　　皇道派遭受重挫。

　　參加兵變的1483人中，123人被起訴，13名軍官被處死刑，1名無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間人士6名處以死刑；士官、士兵除少數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開釋。

　　日本陸軍被動了大手術。3月23日，部隊參與叛亂的第一師團長崛丈夫中將、近衛(wèi)師團長橋木虎之助中將被免職；與叛亂有關聯的荒木貞夫大將、真崎甚三郎大將、林銑十郎大將、阿部信行大將、本莊繁大將被勒令退職或編入預備役；原陸相川島義之、原警備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陸軍大學校長小畑敏四郎也被迫轉為預備役少將，從此被排除在軍界領導核心之外。

　　皇道派從此失勢，統(tǒng)制派開始掌握陸軍實權。日本統(tǒng)治集團內部就此基本結束了派系傾軋，開始集中全部力量對外擴張。1936年3月，日本廢除了政黨內閣制，組成廣田弘毅內閣，建立由軍隊、官僚和財閥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此后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昭和軍閥集團完全掌握了政局，實行所謂“斷然改革”，建立強大的“國防國家”。

　　參加政變的軍官雖然除去自殺者全被槍斃，但他們行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日本“二二六”政變第二天，董健吾牧師受宋慶齡、宋子文委托，從南京到達陜北，在張學良部隊護送下，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他向留守陜北工作的博古介紹說：“蔣系法西斯分子陳果夫左派與曾擴情右派，陳主聯紅反日，曾主聯日反紅。此外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聯俄聯共。”

　　博古將此情況迅速報告正在晉西指揮東征作戰(zhàn)的毛澤東、彭德懷。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國民黨的態(tài)度正在發(fā)生轉變。

　　2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董健吾：“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并進一步指出，“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zhàn)，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還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從此，中共中央開始逐步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逐步明確地提出“聯蔣抗日”和“逼蔣抗日”。侵略一方已經成熟了，反侵略一方也正在成熟。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